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国助力

/2020-07-06/
原标题: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国助力【文化的江山】刘刚/文对世界历史有着决定性影响的,一是战争,二是贸易。战争,用的是帝国尺度,以马力来计算帝国的生存空间;贸易,用的... ...

原标题: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国助力

【文化的江山】

刘刚/文

对世界历史有着决定性影响的,一是战争,二是贸易。战争,用的是帝国尺度,以马力来计算帝国的生存空间;贸易,用的是文明尺度,或以丝绸、瓷器作为文明样式。

蒙元帝国的尺度有多大?从中国长江出海口到欧洲多瑙河流域,都被蒙元帝国以马力尺度化了,在得马力者得天下的古代世界,马力所及便是帝国的范围。除了蒙古马的马力,还有宋人的帆船和伊斯兰骆驼,也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重要影响,如果说前者缔造了一个世界性的蒙元大帝国,那么后两者则以贸易维系着国际化的民生。

马可·波罗从威尼斯来中国,一越过地中海,就进入蒙古马的马力控制的地界,从西亚经由中亚,长途跋涉来到东亚,这一路,都是骑着伊斯兰骆驼来的。可他返回时,因为陆路干戈四起,战火不断,所以,转从元大都出发,沿京杭大运河南下,经由苏州、杭州等地,往东南沿海泉州港,乘宋帆渡海而归。

一个中世纪帝国,竟然同时拥有了这三大文明的战力及运力。这是多么难得!须知汉唐通西域,短缺岂止马力?还有驼力。

汉将李广利兵行费尔干纳,运力靠牛来解决,在斯坦因发现的吐鲁番唐马城里,很少人提骆驼,说起来也是贡品,未能形成生产力,更未作为战略资源投入。蒙元帝国自产蒙古马,拥有无敌于天下的马力,作为战略动力是足够了,但于战略耐力方面,尚需驼力支撑,形成战略资源的驼力,蒙元取自伊斯兰世界,而制海权则取自宋帆船。

像这样横跨欧亚、海陆通吃的特大型帝国,历史上从未有过。

有人以地理形态给它命名,称它为“草原帝国”,其范围有多大?法国人格鲁塞在《草原帝国》一书中指出,从中国东北边境到布达佩斯之间,有一个沿欧亚大陆中部北方伸展的辽阔地带,就是草原地带,西伯利亚森林从它北缘穿过,除大中亚外,还包罗了波兰以东的东欧诸国,即东欧草原、俄罗斯草原、西亚草原、中亚草原和北亚草原。

但蒙元帝国比这个草原帝国还要大,它的长弓强弩往西射,直射到东欧草原,才成了强弩之末;它的铁骑南下,踏破东南沿海,除了日本,把整个东亚都控制了。如果说草原帝国的代表是成吉思汗,那么蒙元帝国的代表则是忽必烈,二者的区别在于,成吉思汗纵横大漠,所向无敌,但是“只知弯弓射大雕”,而忽必烈却懂得书院重要;如果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底色还是草原帝国游牧文化,那么忽必烈已转向农牧混合型文化。

榆林塞外,至今保留了历史上那样一条著名的农牧分界线,随随便便的就立了若干木桩,扎了一溜栏杆,作为农牧分界的标志横在那里。

沿着草原帝国的历史老路,跟着匈奴人往前走,成吉思汗的前面还有个阿提拉,若就草原帝国而言,蒙古人未必就比匈奴人更伟大,成吉思汗未必就能胜过阿提拉,真正使蒙古人伟大起来的,是蒙元帝国,是打破了农牧分界线的农牧混合型文化。

最近,有一项考古研究,证明了蒙元时期的农牧混合型文化。过去,人们对于蒙古未有集约化农业却拥有密集人口,并表现出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感到疑惑,于是,有人对古代蒙古人的饮食结构作了分析,发现早期蒙古人饮食以肉奶为主,后来小米食量增加,饮食趋于多样化,说明蒙古完成了农牧混合转化。

有人说,小米支撑了蒙元帝国。经研究发现,古代蒙古人食用了大量以小米为主的食物,尤其帝国中心及其附近地带的人,食之尤甚。有一种食物,人称“蒙古炒米”,蒙语曰“蒙古勒巴达”,以蒸、炒、碾等工序对小米加工,再伴以酸奶、白糖,以之为牧民早餐,外出放牧则随身携带,午时,煮奶茶泡炒米,极为方便,故蒙谚有“暖穿皮子,饱吃糜子”,不仅为牧民日用之必备食物,且为蒙古军队行军备战之最佳食品。

“蒙古炒米”,可以说是农牧混合型饮食文化的产物,是与耕战合一、牧战合一的国家战略配套的,其战略价值,一句“小米加步枪”就足以表达了。不过,对于蒙元帝国,则应说是“小米加骑射”。正是农牧合一的“小米加骑射”,缔造了蒙元帝国。

中国是小米的原始产地,最早出现在八千年前的河北磁山文化里,盛产于农牧分界线的河北、山西、内蒙等地,据说,小米要黄河水浇灌的才好吃,所以,大都分布在黄河流域,游牧民族一旦控制了农牧分界线,尤其是河套地区,就拥有了小米。

蒙古人有了小米,就具备了草原帝国向农业帝国转化的能力,正是这两种类型的帝国的合力——战略化的流动性与组织性相结合,推动着蒙元帝国的兴起。

一个游牧民族以一种游牧文化缔造一个草原帝国,这其实不算什么,匈奴人这样做过,突厥人也做过,连契丹人也这样做了。在中国北部——长城以北游击的游牧民族,但凡能入主中原的,都被同化了,不能入主的,不愿被同化的,都往西边去了。那些往西边去的,基本上都能发展出一个个规模不等的草原帝国。而被同化的,也就打着文化中国旗帜,同原来的王朝中国争正统。

这样,就形成了两种南北朝,一种是游牧族入主中原之前以长城为界形成的南北朝,还有就是入主中原以后以江淮为界的出现的南北朝。所以,南北朝之争,要分两步走,第一步,先要在农牧分界线上站稳脚跟,然后,越长城,度阴山,逐鹿中原;第二步,立国于中原,用兵于江淮之间,进行王朝中国的统一战争。能将这两步进行到底的,满清以前,唯有蒙元。第一步蒙人灭了金人,是由窝阔台发动的,第二步是元灭宋,是由忽必烈完成的。

中国文明有两大奇迹,有长城,万里不动,还有运河,千里奔流。

蒙元帝国对于长城是敌视的,因为长城的作用,就是限制游牧民族的流动性,并且作为对游牧民族的歧视性的华夷之辨的文化标志而蜿蜒耸立,所以被毁弃。

对于运河,蒙元则情有独钟,立国大都,扎根江南,欲以江南财赋为支撑,故使运河改道,北上至元大都,京杭大运河便由此而生,南来北往者,皆为财源。

当马可·波罗到来时,长城早已被游牧民族干趴下了,所以,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里也就没有提到,有人以此便认为马可·波罗没有到过中国,这样的看法,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我们所见的长城,其实都是明长城的遗产,马可·波罗当然没有见过。可运河他是亲身经历过的,他目睹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富庶,为之惊叹不已,其故土威尼斯之于欧洲,虽堪称繁花之都,可以作为城市文明桂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,但若与运河两岸城市尤其是苏、杭比起来,它就显得不那么成熟,有点小巫见大巫。

宋元时期的中国,还真是商品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大巫,不但远迈汉、唐,使欧洲无以匹敌,让阿拉伯相形见绌,就连后来的明、清两代,也都难以企及。就文明的广度而言,元是大巫,硕大无比,就文明的高度而言,宋为顶峰,但宋已到了农业文明增长的极限,一个熟透了的文明的果实,却不知从哪儿去寻找新增长点,因而堕入危机边缘。

新的增长点,并非如蒙元那样仅把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相加,一味做大做强,做成农牧混合型文明,而是要从文明的横盘整理中走出来,找到一个突破口。

由此突破口起跳,打开文明上升的通道,把握文明转型的转折点。而中国文明已陶醉在自己的成熟里,如千里蚁穴般防范着突破口。

但此时的欧洲,正相反,正在寻找新的突破口,马可·波罗一行到中国来,他不知不觉的也在寻求,当他把中国的文明样式带到欧洲,呈现在基督教文明跟前,欧洲就找到了重商主义和消费文化的突破口——到中国去!于是,中国成为欧洲远大目标。

大航海从此起航,地理大发现始于对中国的追求……如果说古希腊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古典目标,那么宋元以来中国人文主义则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现实追求。不光重商主义要到中国去,还有人文主义者也在呼喊:到中国去!

马可·波罗是基督徒,他来到中国,从基督教世界以外,用一个基督徒的眼睛,看到了一种与基督教完全不同的新型的城市文明,他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文主义学者,不知道该怎样为亲眼所见的文明样式命名,他在《游记》里,甚至称南宋为“蛮子国”,称江南为“蛮子省”,这显然是用了蒙古人的口吻,正如南方人称蒙古人为“鞑子”。

南蛮子和北鞑子,这样的说法,都带有歧视,不能用来给宋元时期的文明命名,当马可·波罗以口授和笔录方式,将中国文明的样式呈现给欧洲人时,使得笃信基督教的欧洲人不得不相信,在基督教文明之外,有一种不一样的文明存在,它在提醒欧洲人,文明不是一神,不能强调唯一性。但也有人对中国文明表示怀疑,问:中国在哪里?

这一问,问出了两面性,一面是现代性,还有一面就是古典性。

宋元文明样式,呈现那个时代的现代性,就如同欧美之于今日。以宋元文明为镜,欧洲人似乎看到了古希腊人的影子,这不仅因为希腊化世界因素,在宋元文明中广泛存在,更因为古希腊文明的本质同宋元文明一样,充满了人文思想,宋元理学与古希腊哲学,都属于人文思想的学术范式,宋元艺术和古希腊艺术也都属于人文思想的艺术形式。还有,古希腊属于航海民族,宋元也向航海发展,古希腊自西向东出了个横跨欧亚的亚历山大帝国,宋元反其道而行之,走向了世界性的蒙元帝国。

眺望宋元文明,欧洲人也许就联想到古希腊,宋元文明的启示,也许就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契机,而寻找中国,可能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原始动力。

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,我们看到了一种农耕文明的十分精细的消费文化,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到这一步,便可见增长的极限,要进一步,那就只能跟游牧文明结合,形成农牧混合型的经济。混合的过程,本该由市场经济的交换活动来完成,但由于国家参与,战争在所难免,宋、辽、金、元反复融合,充满了血与火,最终,统一于蒙元帝国。

如果说宋代农耕文明已登峰造极,且无以复加,那么蒙元农牧混合也臻于极限。但这两者相加,只是一个平面扩张,仅为量的增长,未有质的突破。

一旦蒙元帝国崩溃,农牧混合型文明的扩张也随之衰退,到明朝时,文明虽未倒挂,却已受损,高度有损于宋,广度未及于元,而西方文明,则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,一浪接着一浪涌向中国,终于突破农业文明的极限,进入工业化时代。

马可·波罗之后,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,中国也在复兴中。

比较一下那时中国与欧洲,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个世界文明样式。

欧洲文艺复兴时期,正是中国有明一代,继宋元复兴的明朝,其陆疆已与草原帝国脱钩,而海疆,也被海禁了。期间,虽然有过郑和下西洋,但那是欲以制海权同帖木儿帝国相抗衡,一旦帖木儿帝国解体,下西洋也就停止了,当欧洲人扬帆东来时,那些自宋元以来就习惯了海上自由贸易的出海人,在明朝的海禁中,早已变成了倭寇。

欧洲人却找到了文明的突破口,一个接着一个,驶往中国来了。最先到来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,接着便是荷兰人和英国人。

明朝一如南宋,南宋曾牵制蒙元挽救过欧洲,明朝也牵制住了要攻击欧洲的帖木儿帝国,正如当年窝阔台死于南征巴蜀,帖木儿也死于东征明朝途中,这就给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留出了时间和空间,中国人曾两次不经意地拯救了欧洲。

蒙古人两次兵临欧洲,都是浅尝辄止,未果而还,那是因为它把重心放在了中国。试想一下,如果蒙古人两次入侵,有一次能够成功,我们就很难想象欧洲还会有什么文艺复兴运动。正是中国以其巨大的体量承受了草原帝国的一次次冲击,欧洲人才有了闲暇和富裕来从事科学与文艺,研究国体与个体,并赋予国家以民族民主的样式。

有明之初,承担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,一是来自西北边疆的草原帝国的压力,一是来自东南沿海的倭寇的压力,倭寇稍息了,西方列强又扬帆东来,帖木儿的草原帝国垮了,俄罗斯帝国又席卷草原而来,这两大压力,终于压垮了中国的明清两代。可压力下,文化中国还在发展着,开始了与西洋思想的共和。

(作者近著《文化的江山》第一辑四卷,中信出版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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